2012上海节能环保院长论坛即将召开
（四）监察法典的基本框架 欧陆国家的法典体例通常采用总—分结构。
村民在经济上、人身上又依附于集体经济组织，无力抵御村委会的行政化。村委会是一种通过社会自治而实现共治的组织化形式，而乡镇政府在宪法上不再直接管理农村社会事务，转由村委会承担，从而构成了非上下级关系的乡政村治模式。
[5]汪建荣：《〈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与主要变化》，载《上海预防医学》2004年第12期。（一）村委会参与路径的立法初步设定 村委会的宪法地位及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是确定村委会参与路径的基础。应当在尊重与保障村委会的宪法地位的基础上，以其自治权限、法定义务和辅助能力为前提，探索更好发挥村委会的共治作用的法治化参与路径。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作出双向设定，[3]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且更为侧重常态化的调整视角，难以作为应急状态下村委会参与的有效指引。但是，在现行法律体系下，乡镇政府缺乏执法机构与执法资源，[25]必然有动力将其任务转由村委会承担。
其一，村委会不享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权。如2021年1月2日小果庄村首例病例确诊后，石家庄、邢台等地在动员组织村民进行核酸检测、实施封闭管理、居家观察或集中隔离等防控工作中，村委会都承担了繁重的任务。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抓好疫苗管理法的完整准确、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用疫苗管理法推动疫苗研制，处理解决疫苗生产、流通、接种等环节出现的问题，依法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维护人民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三是完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刑法第141条、第142条规定了生产、销售假劣药罪。临床试验是以人体（患者或健康受试者）为对象的试验，意在发现或验证某种试验药物的临床医学、药理学以及其他药效学作用、不良反应，或者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以确定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性试验。经研究，实践中有些情形下委托生产是确有必要的。
四是为严格疫苗管理、提升疫苗品质、发挥疫苗在防控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逾期未完成研究或者不能证明其获益大于风险的，国家药监局应依法处理，直至注销该疫苗的药品注册证书。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工作进展顺利，始终处于全球第一方阵，采取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多条技术路线同时推进，多种候选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多款疫苗获得附条件批准，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二款中国疫苗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积极稳妥推进新冠肺炎疫苗普遍接种，疫苗管理法在其中提供了直接具体的法律支持和保障。此外，疫苗管理法还通过上市后管理、择优淘汰等制度倒逼疫苗研制创新因此，我们应对美国宪法解释已经暴露问题未雨绸缪。而试图把性别平等写入宪法的平权修正案（ERA）虽一度接近成功，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这使对两者的讨论前所未有地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感。此外，门槛本就很高的条文设计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叠加，会使修宪变得更加困难。但改变目前最高法院调卷制度绝非易事，因此一种改革思路是从案件数量入手。较少的案件数量反而会给有野心或政治议程的解释者足够的闲暇集中精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另外，宪法典不够用的痛点却又一直存在。而在我国，自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每年收到制定机关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分别为1238件（2018年）、1485件（2019年）和1310件（2020年），收到公民和组织的审查建议则分别为4578件（2018年）和5146件（2020年）。
功能替代的视角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菲利普•鲍比特（Philip Bobbitt）、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和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等学者重新定义美国宪法经典（constitutional canon）的尝试。尤其是，为什么争论有时又会从宪法解释来到宪法渊源？一个典型例子是所谓的超级立法（super-statues）。
通过扩大宪法渊源来引入宪法典外内容在应然和实然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如前所述，面对复杂多元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宪法典总会出现不够用的局面。更准确地说，只靠宪法典文本所体现的字面含义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引入宪法典之外的内容。在现代社会，不同利益和价值间的冲突日趋多元和激烈，避免有意无意把己方或强势的利益和价值通过宪法解释引入宪法的难度也只会越来越大。[31]当然，备案审查不同于合宪性审查，并不必然涉及宪法解释，但合宪性审查一定涉及宪法解释。官方机构对宪法的解释在绝对意义上不一定是对的，但在相对意义上，因为它是官方机构，所以它的解释肯定是对的。
洛克纳案（Lochner v. New York）之所以臭名昭著，因为它代表着美国最高法院借助实质性正当程序和宪法解释夹带私货的高峰，即用所谓的经济自由去限制州政府的治安权（police power），并反对规制经济活动和社会福利立法。但如果有权解释机构频繁出手，不仅会动摇自身权威，更会伤害宪法的封闭和稳定性。
首先，如果说成文宪法国家大多不存在修宪之外册封宪法渊源的正式机制，但很多国家都存在宪法解释的正式机制。站在实然的角度，宪法渊源的另一缺陷是现实中其实不存在认定宪法渊源的正式机制。
杰克逊大法官的金句我们是最高法院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只是因为我们是最高法院表达的就是官方机制所具有的权威和正当性。四、未来：对我国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启示 当下有关宪法渊源和宪法解释的讨论突然活跃，一个重要背景无疑是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到来。
相信多数人都认同宪法实施仅靠宪法典写明的字面含义是不够的这一前提，但问题在于：即使承认宪法典一定不够用，只能通过扩大宪法渊源来解决这一问题吗？换言之，除了宪法渊源，还存在其他引入宪法典之外内容这一功能的途径吗？ 答案是肯定的。从功能替代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不仅是要通过宪法渊源来压制宪法解释，甚至是要通过选出一些超级条款或超级立法来用宪法渊源压制宪法渊源。多年来，学界围绕它的内涵、外延、类型、立场和进路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至少在中国宪法上，后一条通道目前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各国宪法对于修宪均有明文且门槛相当高的规定。[7]但总体而言，这种瘦身仍旧是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下完成，只不过对于宪法渊源范畴下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存在分歧。
宪法渊源就是为了明确哪些可以引入，哪些不行。在国会通过的成千上万的法律中，艾斯克里奇等人认为《1964年民权法》（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就是一部超级立法。
真正的争议都发生在宪法典之外。换言之，是美国宪法解释出了问题，但宪法解释本身没有问题。
以美国目前的调卷制度为例，只要9名大法官中的4名同意——四票规则（Rule of Four），最高法院就可以听审案件。回到只有三条条文宪法典的例子，假设目前存在内容X，它极其重要但并没有被写在宪法典的三条之中。在此意义上，将宪法渊源限定为宪法典（包含宪法修正案）是比较合理的。换言之，宪法解释可能才是宪法典之外还有宪法的另一件外衣。
但对于我国这样正从无到有建立宪法解释机构和机制的国家，从开始就注意限制解释机构的权力方为正道。备案审查无疑是目前探索宪法解释最适当也相对最成熟的平台。
简单来说，超级立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自里根总统上台后，共和党和保守派通过保守主义法律运动和原旨主义牢牢控制了最高法院，并进而主导甚至控制了宪法解释。以前文提及的美国为例，《1964年民权法》、《独立宣言》、华盛顿告别演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联邦党人文集》、霍姆斯的《普通法》和《法律的道路》等均被学者纳入了美国的宪法渊源。
因此，通过超级立法在前端开辟第二通道变成了非常自然的选择。但被引入的内容是事关权力还是权利，其实是非常不同的。